顧名思義，職位高的請職位低的稱為「賜」。退伍後進日商公司，有天日本老闆下班前忽然問我，球桑，晚上有空嗎，一起吃飯吧。我承受的第一場賜宴。
東尾先生全家來台工作，平常妻子送午餐到公司會特別替台籍員工準備味噌湯或海帶芽湯，所以依此來看東尾先生下班必回家，不常在外面吃晚飯，找了我「陪」飯莫非有工作上的事？
曾看過一則報導，某大日本企業的社長請員工吃西餐，坐大長桌，社長坐在靠牆的尾端，兩邊是從上到下十餘名主管。點菜時大家輕聲聊天，社長先點頭闔上菜單對服務生說，就沙朗牛排吧。其他主管依序點菜，清一色沙朗，唯獨最後一名剛進會社不久的小青年認真地看菜單，最後點了比目魚。不得了，所有主管瞪大眼看向他。
當年日本企業的一種文化，老闆賜宴要懂事，因而餐後主管們對小青年的評語一致是：現在的年輕人啊！
因而我戒慎恐懼跟著東尾先生去吃飯，林森北路一家日式割烹屋，他點完問我，我說我也一樣。東尾皺起眉頭：
不好，我不吃鮪魚，你可以點呀，現在是鮪魚季節。
那天一句公事也沒提，倒是我學會吃握壽司得從銀色的魚吃到紅色的魚，壽司有其秩序與範圍，一如先啤酒再清酒。
東尾是個好人，透過吃，一點一點教我日本人吃的文化，免得到時派我去日本出差會尷尬。
還有一種賜宴則有激勵士氣的用意。多年前剛擔任時報周刊總編輯，有天晚上時報系統大老闆余紀忠忽然出現在周刊辦公室，我迎上去，他問吃過飯沒。
他請我去敦化南路上一家如今早消失多年的義大利餐廳Portofino，名稱取自熱那亞南邊一個小半島尖端的漁港。當時我年輕，沒進過大館子吃道地的義大利菜，開了眼界。他愛奶油醬的寬麵，替我點比目魚。有個壞習慣是他教出來的：甜點和espresso。餐後他問我要什麼甜點，服務生送來五種任我挑，嘿，小青年點了兩種，咖啡則是espresso double，他替我點的。
我的綽號，Double Double。
明白義大利菜的豐富，往後我旅行第一選擇就是義大利，在台北也到處找義式餐廳，由皇冠出了好幾本關於義大利的旅行遊記。
皇冠文化已逝的平鑫濤先生也常賜宴，他總要我挑餐廳，最愛去離他住處不遠的Giorgio（聽說已消失），任我點菜。平先生是對作家很好的出版人，他病重不出門我去看他時，他會交代同事準備外帶的鼎泰豐小籠包與赤豆鬆糕，連薑絲白醋也不可少。
余先生與平先生請吃飯，承受者感覺得到深深的誠意，別的不說，付帳時他們都拿出用橡皮筋綑住的現金，從不用信用卡或由其他人代付。光看那疊新台幣就令人感動，吃不了那麼多錢，但他們怕我餓到。
吃飯時純聊天，直到吃甜點才問我公事。嗯，賜宴亦有其秩序與範圍。
時報駐東京特派員秦鳳棲先生是長輩，到日本出差總不忘拜訪他，賜宴溫韾不拘小節。他愛去中華料理的小館子，大部分旅日華人經營，小小的店頂多容納十來名客人，因為熟，廚師任他點菜，能吃到以前沒吃過的菜式，或嚐到「原來這滋味」的尋常菜。舉例來說，上個世紀九０年代最棒的大閘蟹不在上海，在香港和東京，因為品質一流的出口賺外匯。
老酒配大閘蟹，直到出門時才回到現實，原來在東京。
黑道大哥賜宴又是另一種場面，依約定到某家鐵板燒店，他的司機已經站在門口等待，引我進去後發現店內只我和大哥兩名客人，從頭到尾不聊為何賜宴，酒足飯飽才撂下一句話：「要寫不是不行，卡客觀欵。」
這樣，懂了，比起派小弟在報館門外攔記者文明多了，這餐飯吃得不至於難以消化。
還記得大哥另一句話：「吃，炒飯。鐵板燒其實吃炒飯，炒不好沒資格當廚師。」
幾年前開始系列小說《炒飯狙擊手》，靈感來自那餐飯。
後來我當主管也常請同事吃飯，大概時代不同，小青年更放肆了，請生活組一向由他們決定餐廳，請社會組，他們會回我，老總，不用請，折現金啦。
賜宴是種學問，讓同事吃得開心為首要考量，承受者則透過長者的選擇，能對飲食文化更深一層的接觸。
賜宴還有另一原則，最好單獨請，搞了一桌子人就純吃飯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