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片/台北市立美術館
如果你也喝咖啡,那麼到台北市立美術館觀看威廉.肯特里奇(William Kentridge)首度來台的特展,恐怕很難不被作品裡隨處可見的「摩卡壺」圖像勾起好奇心——為什麼這位來自南非、強調正視歷史與議題的當代藝術大師,會衷情於使用摩卡壺做為一種隱喻?
義大利人於1933年發明摩卡壺,義大利語稱為「Macchinetta del caffè」,意即小咖啡機,可以像燒開水一樣的透過水蒸汽簡單而高效萃取咖啡,適合家家戶戶使用,因此在二戰後大量生產與普及。1955年出生的肯特里奇,正好見證了摩卡壺流行的年代。
肯特里奇擅長素描與炭筆畫,還有從素描延伸的實驗影像、舞台劇、裝置藝術等多重媒材作品,取材豐富多元,而用來煮濃縮咖啡的摩卡壺,對他而言肯定不是象徵溫馨或愜意的生活選物。在其1989年開始創作的「素描投影」系列短片中,北美館此次展出5部,其中便有多個畫面以摩卡壺、雪茄與餐飧佳餚等題材,轉譯、暗示白人的特權與財富。
從肯特里奇位於約翰尼斯堡家中餐廳空運來台的《遊行》銅雕作品,徐徐於後的也是融合了摩卡壺的裙裝女子;另一件雕塑作品《貓/摩卡壺II》,乍看是一隻嚇到豎毛的貓,但環視一圈,也能從其構件透視出一只摩卡壺,這些在在都是他鋪陳隱喻的意象。
走入表現主義的作品遊戲
評論家常這樣描述肯特里奇的作品:「他具有表現主義血統,常以形式暗示內容,觀看者必須以自己的直覺來尋找作品的意義——且通常有多重意義,無法被單一解讀。」
誠如5月4日開展之際,肯特里奇為了此次總結他40年創作生涯的大規模特展所陳述的宣告:「我的展覽總是有翻譯的元素在其中,不僅是語言,還有聯想的翻譯;將自我感受投射在作品之上,並讓『它走向你』與『你帶給它』的組合成為整個作品的全貌。」不過肯特里奇這段說法更令人聯想到高達美(Gadmer)論述的「遊戲概念」:藝術作品的存有以「遊戲」的方式表現自身,詮釋者參與到這場遊戲中,因而分享著藝術品的真理。所謂的真理,即藝術作品的意義,高達美認為當透過觀看者的經驗歷史去融合作品的歷史時,才會出現真正對作品的「理解」。而這種理解可能因人而異,也讓同一作品不斷交會出不同文化產物。
這也不禁讓人好奇,肯特里奇在那人心惶惶不安的年代,如何在其作品埋下幽微曖昧的真理?而在文化脈絡不同的台灣大眾眼中,肯特里奇與其恢宏的作品,能有所震撼與感觸嗎?
對政治受難者的觀看化為炭筆
南非經歷荷蘭與英國兩個殖民時代,至1934年主權獨立。不過落地生根且推崇優生論的白人移民後代組建國民黨(National Party),並且在戰後1948年再度執政,推行歷史上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政策,以保障僅佔少數的白人權益。肯特里奇諸多看似陰鬱的作品,恰是對種族隔離政策下囿困於勞動階級的黑人最真實的紀錄。
肯特里奇出生於約翰內斯堡,雙親皆為傑出的人權辯護律師,父親辛里.肯特里奇曾為包含南非人權鬥士暨首位民選總統的曼德拉(Nelson Mandela)等三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辯護;母親菲莉西亞.肯特里奇(Felicia Kentridge)則為南非法律資源中心(Legal Resources Centre in South Africa)共同創辦人,該組織至今仍持續為貧窮人口或弱勢民眾提供免費法律服務。
肯特里奇自小耳濡目染父母為政治壓迫的受難者聲張正義,歷經1956年至1961年南非「叛國罪審判」(Treason Trial)時期,他曾沉重說道:「對於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記憶,甚至早於任何藝術創作的記憶。」而這樣的覺察,也成為肯特里奇多年來關注及回應的創作核心。譬如這次來台的「早期繪畫」系列,有他鮮少曝光的《船上的午宴》和重要代表作《保育人士的舞會》,這兩幅作品皆融合歐洲場景與非洲元素,呈現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真實寫照。
後殖民時代的南北對望
南非長期因為種族隔離政策,受到國際社會孤立,直到1994年舉辦第一次普選後,此情況才宣告終結,肯特里奇的作品進而逐漸在南非以外的國家展出,成為國際備受尊崇的知名當代藝術家與導演,2009年更被《美國時代雜誌》選為最具影響力之百大名人,也被譽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。然而對肯特里奇而言,他的作品從來不只是純粹的藝術,「繪畫不僅僅是『美麗記號』,它必須是真實世界中某樣東西的印記。它不需要精確的描繪,但它必須代表一種觀察,不是像情緒那種抽象的東西。」
在其90年代中期的代表作「殖民地景」系列中,有多幅原始瀑布或風景圖像,取自殖民時代探險家對非洲的描繪,但其中加註紅色線條及標記,暗示白人移民試圖佔有和控制土地資源的計算和測繪的痕跡。此外,為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週年,他也在《頭與荷重》的舞台演出製作,重現戰爭付出辛勞與生命、卻未留存歷史記錄的黑人非洲搬運工。
肯特里奇這樣透過藝術創作,展現對於社會寫實的關懷與回應的題旨,恰似台灣1920年以降的寫實主義文學,更跨越時空地和50年代起創作不輟的現代主義詩人白萩遙相呼應——他以獨特而富實驗性的語言開創現代詩的新風貌,卻也能在如此鮮活的文學傑作中,扣問現實世界的種種,展現時常帶有悲劇精神的人道關懷。例如他在戒嚴的70年代以〈廣場〉一詩暗喻民運、以〈天空〉、〈春〉側寫人民在戰爭中的憂慮。
儘管白萩和肯特里奇分處南北半球,在時空與地緣都不相近,但同樣歷經殖民時代,肯特里奇在每一個作品背後隱藏的脈絡,例如以那幾乎無所不在的摩卡壺暗喻殖民者的優越,都提供了我們回望自身歷史的一個新途徑;而這樣的創作思考,在上一個世紀的台灣文學和藝術中也處處可見。在展區一寸寸地移動與觀看,我們都將發現威廉肯特里奇的炭筆,可能觸及我們的心底,只不過,也塗上了一層灰濛的色彩,卻也在這之中,看見所有創作者對於人道的終極關懷。